内容提要: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习近平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意蕴深邃、内涵丰富,其生发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和我国经济迈向“三新一高”的内在需求等多重因素。习近平关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实现了应然与实然的多维统合,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展演中阐释了新时代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使命任务、内在要求、价值旨归和发展战略,凸显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民营经济理论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国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
内容提要: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先进代表,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主动践行“两个结合”原则,形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法论特色与显著优势,成功开辟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深化与自觉。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方法论维度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中华传统辩证法思想相结合,将传统辩证法中以“执两用中”与“过犹不及”为内核的“中庸”智慧加以改造,使其内嵌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要素。这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时代化,又促进了中华传统“中庸”智慧的现代转化,更将这种独具特色的辩证法思维作用于中国具体实践,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内容提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是加快发展未来产业、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必然要求。文章深入阐释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的理论内涵,从要素理论、历史规律、实践要求三个维度揭示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建立的内在逻辑,论证了以机制建设推动未来产业投入持续增长的必要性。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未来产业投入机制建设历程发现,涵盖资金、人才、技术三方面投入机制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诸多体制机制障碍,使得基础
内容提要:当前,随着2025年新年伊始国产AI大模型DeepSeek凭借突出性能与开源策略,引发硅谷震动,以及宇树科技在具身智能领域不断探索发展,这些都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在通用人工智能涌现中,企业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企业生产中新技术和新模式上的“新”,更为关键的是企业创新要素、创新流程与创新强度上的“质”。文章分析了通用人工智能涌现与其技术可供性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提出企业将会面临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决策信息真实性的挑战。通过分析企业创新流程的前、中、后三阶段得出结论:一是通过人工智能将在改变企业创新的流程和提升企业创新的强度两个方面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二是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开放式创新与创新网络生成成为关键。最后提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思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多维数据资产沉淀,构建多方联动机制,利用开放式创新平台,注重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影响,以及加强内外部创新与资源整合。
内容提要: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建设是全球数据治理及国际关系博弈的重要议题。在中国国内数据要素市场化格局初步形成、数据跨境流动与治理体系探索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基于“数字丝绸之路”搭建数据跨境市场是中国构筑数字经济国际规则新体系、打破美欧主导格局的必然选择。文章提出“数字丝绸之路”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的逻辑框架,主要包括强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法规、培育多元交易模式和开展相关培育试点,进而引导沿线数字经济主体实现数据要素最优配置与国际合作共赢。文章建议在助力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建设中,以数据跨境贸易、促进多边投融资、赋能基础设施建设为实施路径,构建数据跨境市场。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绿色公共产品供给效力不足,全球环境治理赤字加剧。从公共产品类型看,供给效力不足主要表现为器物型绿色公共产品供不应求、制度型绿色公共产品供给陷入改革困境、理念型绿色公共产品供给难以形成共识,这三大问题直接引发全球环境治理的责任赤字、规则赤字和效率赤字。对此,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通过提升器物型绿色公共产品的质与量而主动承担发展中大国责任、提升制度型绿色公共产品的适用性而增强制度保障力、增加理念型绿色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性而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未来,随着三种类型绿色公共产品间的互动性和融通性的不断增进,绿色“一带一路”应以强化绿色公共产品的协同供给为发展方向,持续为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
内容提要:中国文论是以关键词为路径呈现语义内涵、实施语用意图并建构话语体系的话语行为。既有的中国文论话语研究关注“话语”而忽略“行为”,具体而言就是关注名词而忽略动词。中国文论关键词之中有大量的动词,以《文心雕龙》为例,刘勰既在《序志》篇用一连串的动词建构起《文心雕龙》的话语体系,又依次在上下两编用篇名动词标示《文心雕龙》话语行为的三大特征:一是对文学元典的“宗”与“辨”,二是对文学文体的“明”与“诠”,三是对文学情采的“镕”与“裁”。六大动词外动及物、相生相立地整合成中国文论话语行为的兼性特征。以《文心雕龙》篇名动词为个案探讨中国文论的话语行为,或可为当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建构提供新的视域和方法。
内容提要:《文心雕龙》的“赞曰”,既是刘勰文论的一个关键词,又为刘勰文论的关键词阐释开辟了诗径与理路。50首“赞曰”皆为四言诗,直接赓续了《诗经》的诗性和理趣以及“以诗论诗”的言说方式,既将《文心雕龙》每篇的骈俪性书写贯彻到底,又对每篇的关键词阐释作出理论小结。“赞曰”之“诗”与“理”兼美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左提右挈,精味兼载”,其骈体俪辞,兼载对句之美与辩证之义;二是“约举尽情,昭灼送文”,其诗句的简洁明快,兼具情理与文采;三是“景语情语,皆为理语”,其抒情绘景,赋予关键词阐释以诗眼画境;四是“美中有刺,褒贬兼用”,虽说是劝百讽一,却也彰显出刘勰关键词阐释的批判精神。《文心雕龙》每篇的关键词阐释,在以篇名标目、正文敷理之后,最终以“赞曰”作结。以“赞曰”之“诗”“理”兼美为个案,系统总结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的理论传统,或可为当下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提供方法论启示。
内容提要:根植于“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的传统,字说主要在训诂或义理层面说明字与名的文化关联。宋代以来,文章创作、文集编纂和辨体批评对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等近似文类的辨析尚不明晰。综合文体功能与文体生成来看,其称名以“字说”为宜。不过,“字说”之“说”又能涵纳“序”乃至韵体的“辞”“赞”“铭”“诗”,将逻辑性、叙事性和诗意融为一体,呈现“文备众体”的兼性特征。“有文有笔”的字说,偏于实用、长于说明,但也不乏诗意和文理。以元代为例,多篇字说对“文”“质”“彬彬”的说解,就由名字中的汉字延伸到字群、词组、章句、典故,关联“自然”“养气”“全备”“中和”“实诚”“夸饰”等一系列文论观念。字说常常征引《诗》义作为依据,这类“《诗》中语”连带着“《诗》之义”,发挥了“说《诗》”的功能。除了狭义的“《诗》中语”,字说还以“字”为观念单位,旁征博引经史子集中的“诗文之语”。从征引《诗》义到采撷名篇,其概说、申说、串讲涉及“不泥文义”“断章取义”“必有所择”等文学批评与创作、鉴赏理论。带有“一般思想史”意味的字说,记录了古代文人的阅读史、文学作品的接受史,以及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史。诸如此类的旧文献,或可助力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新书写。
内容提要:据古文献与金文资料,西周早期以及中期在边远区域设置的诸侯侯伯,相当于某一区域的诸侯霸主。这些“侯伯”的分布区域,东及齐鲁一带,南及江淮一带的南淮夷,北及燕山南麓的今北京市一带。这些封在边远地区的“侯伯”一方面具有作为政治军事重镇的布点功能:藩屏周王朝,控制周边蛮夷戎狄;另一方面不仅要自己向周王朝负有服役与缴纳贡赋的责任义务,而且还具有控制周边大小方国部落并向周王朝缴纳赋贡、定期服役等经济方面的权力义务。西周时封建诸侯侯伯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所具有的功能,对西周早期国家形态方面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内容提要:与秦汉时期确立的皇帝名号不同,十六国时期君主多称“天王”。靳准、石勒与石虎时代的趋势是立足北族传统而寻求政权的合法性。将“天王”号光大的石虎以周制粉饰“天王”号,为后世君主使用“天王”号开辟了理论来源。唐修《晋书》保留石虎称天王依殷周之制的记载,又模糊了“天王”号其他理论来源,发扬北方十六国在政统上的建树。后世史家论及十六国君主称天王一事,大体不出周孔之道与《春秋》之义。“天王”号在使用过程中内涵不断丰富,这一动态过程不只是单一方向的华夏化,而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过程与结果。
内容提要:在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具有引入创新价值目标的现实需求,但相较于“鼓励创新”的表述,更应突出“促进创新”的价值意涵。从反垄断法的立法现状出发,文章剖析了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促进创新的逻辑起点、运行机制与实现路径。在逻辑起点方面,创新价值目标体现为“动态效率”,反垄断法中引入创新价值目标不仅能够与原有的竞争、效率、消费者利益三种价值目标实现兼容,还能够优化和完善其价值目标体系。在运行机制方面,反垄断法对创新的保护须从创新损害和创新收益两个角度展开。数字经济背景下需要在竞争损害分析中融入创新损害考量,但仍应坚持竞争损害分析在反垄断法分析中的基础性地位;当竞争价值与创新价值存在冲突时,不应简单依据竞争损害或创新收益来对垄断行为进行单方面评价,需要在效率抗辩机制中对垄断行为的竞争损害和创新收益进行平衡协调。反垄断法促进创新的具体实现路径既包括规制创新损害行为,也包括保护创新收益效果。为此,需要从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等不同维度出发,精准识别反垄断法在不同维度下促进创新的不同方式,切实保障反垄断法创新价值目标的更好实现。
内容提要:数字政府在推进公共服务效率提升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需要深入探讨数字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效率的作用机理,正视当前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因素,并寻找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可行路径。数字政府可以通过推动平台数据互动共享、优化数字治理流程、精准识别公共服务需求、精确促进服务空间均衡,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网络化、体制化、技术性、属地性等现实困境。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应从思维理念、组织体制、运作模型、技术系统、权益配置等几个方面入手,开启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的实践进路。